时间的窗口正在不断缩小，必须尽快采取行动。以林毅夫等学者为代表的一些声音一直在提醒西方国家提出的消费驱动模式可能使中国经济面临“空心化”的风险，这是一种陷阱。在经历去年年底的多次讨论后，近期的《求是》杂志连续发布三篇文章，强调扩大内需的重要性，这是对党员们发出的紧急警示信号。

发展经济的真正目的究竟是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使其有能力消费，还是增强国家实力，令民众只能满足温饱？从数据来看，显然前者未能实现。自1978年以来，居民消费率从约39%下降至2010年的34.3%，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显得尤为突出。虽然随后有所回升，但到去年的39.6%仍然处于相对低位，几乎是美国的一半。而历史的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认识到这一点需要时间。在拜登任期内，美国财政部长曾试图与中国进行沟通，却未能如愿，最终在一年内全面转向，实际上承认了这一点。然而，这种转变是构建在长达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模式之上的重构，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越是抵抗，形势越是复杂，挑战也越大，时间窗口变得愈发紧迫，国际关系也愈加紧张。如果历史的“扁鹊”见到今天的情境，不知会作何感想。早在当初，就应当警惕，某些观点因为出自特定阵营而得不到重视。回顾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有位领导人在宁波考察时惊叹于基于市场订单的生产模式，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然而，同样的考察中，发改委主任指出，保持经济活力需要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匹配。长期以来政策侧重于生产而非消费，最终造成了失衡。

当前，一方面，市场的全球化红利让经济一度红火，但也让美国的某些地区失业率飙升，催生出极端主义的政治现象。好在如今我们意识到经济必须实现平衡，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才有了《求是》的三篇文章。文章也指出，“需求不足”并非人们无消费意愿，而是许多人无力消费或不敢消费，这促使提出提高社会保障能力的建议。

对于传统的教育、医疗和房价“三座大山”，似乎已经在努力解决之中。然而，新的问题接踵而至，比如房价下跌导致中产阶层负债不断上升，消费能力进一步减弱。实际上，许多商家直观感受到，原本在倡导增强中产阶层，却发现中产消费意愿却是最为快速的减退。养老金政策问题成为了当前政策的双面刃：在长期保障与短期消费之间，政策选择了长期保障，削弱了即时消费能力。

尽管官方在批评养老金问题时强调其稳定性，但无法掩盖个人账户的空转问题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数据显示，目前个税起征点为5000元，扣除后仅9600万人缴纳个税。而2024年全国居民月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仅为2892元——一半的中国人月收入未达3000元。据统计，约有6亿人月收入在千元以下，而不少地方的养老金缴纳基数已接近5000元，这显示出明显的合成谬误。

此外，财政改革往往伴随着利益的再分配。目前预计2024年的宏观税负约为28%（包括土地出让金等则更高）。如果主要财政收入用于养活服务人员，那么企业和个人能留存的收入必然微薄。像农民的养老金虽然看似有所提升，但每月仍仅为200元，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异愈加明显，富裕与贫困的对立加剧。

在这种情况下，若不对收入结构进行重构，试图拉动消费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而领导层与群众之间的误解在此时终于消除：领导层认为民众有钱却不花，民众则认为领导层未有对策。最近，各方发现领导们在经济规律之外也无计可施，民众可支配的钱也愈加有限。这种情况下，新的《求是》三篇应运而生。